初读江枫先生《答谢天振先生的“恭维”——对一种为翻译学反思的反思》一文时，对他那种“胡搅蛮缠”的语气稍嫌厌恶，又觉得文章语句带着个人怨气，有些概念在他的“搅和”下实在不易读懂。但是反复阅读几次，并对照着谢天振先生《对两句翻译‘妙论’的反思》的原文，感觉江枫先生所说的也并非全都是不讲理。而谢天振先生的词句中虽不带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但是也并非字字都是真理。从某种程度上讲，二人走向了两个极端，完全倾向于任何一方都不可取。

我觉得两位先生辩论的根本分歧在于“翻译”与“翻译学”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与定义之上。江先生作为一名著名的翻译家，提出翻译要“忠于原文”，因此竭力驳斥谢天振先生热衷追捧的“解构理论”。在江先生看来，翻译学“是一种实用学科”，其最终意义就是要用于指导翻译实践，指导译者如何在实践中达到“忠实”这一标准。但是江先生所谓的“翻译学”与谢先生所谓的“翻译学”所指的并非一个概念。谢先生所说的“翻译学”应该是“研究翻译理论”的这样一门学科。江先生从翻译实践的角度出发，而谢先生是从翻译理论的角度出发。也难怪江先生会批评道“现在国内翻译的硕士、博士越来越多，但是国内的外国文学翻译水平却越来越低”， 因为“翻译学……其目标是培养研究型人才。”只是依谢先生之见，我不免又产生困惑：难道翻译学仅仅只是研究翻译理论的一门学科吗？那么研究翻译理论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难道真的只是为理论而理论？

从江先生的引文中可以看出，谢先生是推崇描述性的翻译研究方法的，他指出“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不是去问那个一直困扰翻译理论家的传统问题
——‘我们应该怎样去翻译？什么事正确的翻译’？——而是把重点放在了描述性的方法上：‘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提到描述性翻译研究，我不能不想到霍姆斯。他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中把翻译研究分成了三类：1）描述：描述现实生活中翻译这一特殊现象；2）理论：建立可解释翻译现象的原则；3）运用：将前两者所获得的信息用于翻译实践和译者培养。翻译研究的最高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全面的理论，因而三个分支并不是分裂的，而是辩证的，三个分支中的每一个都为另外两个服务。由此看来，无论江先生还是谢先生对于翻译学的看法都只专注于翻译研究的一个方面，并相互划清界限，在针对同一问题时各执一词，这样必然谁也无法说服谁。

下面针对江文和谢文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谈下我自己的看法：

江先生因为谢先生称江并非“翻译学”专业出身却来对“翻译学”指手画脚这一指责感到不悦，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作为一名翻译家，还是有责任出来呼吁提高当今文学翻译质量的。但是翻译家未必就是翻译理论家，翻译大师未必对翻译理论有重大贡献，比如杨宪益先生就曾在谈自己对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体会时说道“我的思想从来逻辑性不强，自己也很怕谈理论，所以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我个人是从事文学翻译的，却觉得从搞翻译的角度来说，说翻译是一门科学，不如说它是一种艺术，或者说是一种技巧。当然这可能是我的个人偏见。”由此也能稍许体会到翻译与翻译学各自侧重点的不同。当然也不能绝对的说搞翻译的人就不懂翻译学，或者搞翻译学的人不会翻译。现实中若有人既是翻译家又在翻译学领域有所建树，这岂不是妙事？只是要做到这点确实不是一件易事。但是现实中，两家也不应该把界限划得太绝对，无论对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理论的发展来讲，双方都不可或缺。

谢先生认为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第一个误区是把对‘怎么译’的研究误认为是翻译研究的全部。对此江先生的解读是 “翻译学不研究翻译”。这主要是因为江先生的实用主义态度，认为翻译学就是研究怎么翻译的。但实际上翻译学的确并不是只研究翻译方法，它还研究翻译的过程等其他内容。

关于“中外翻译理论的共通性”一点，江先生指出“拼音文字之间翻译的‘共通性’永远跳不过也代替不了，以表意汉字影响下形成的，文学翻译独特个性”。似乎想说外国翻译理论完全不能运用于中国，显然他在批评对方片面地关注普遍性的同时，自身又陷入了特殊性之中，这仍然是一种片面的观点。的确，拼音文字之间翻译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一定就能照搬地指导国内的翻译实践。但是拼音文字之间翻译也有其特殊性，更何况翻译也并不仅仅是文字层面的问题。国外的翻译理论研究毕竟早于国内的翻译理论研究，至少在研究方法方面，我相信还是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毕竟传统上我们并没有形成科学的研究体系。这与其他诸如社会学、人类学这样的人文科学一样，都是从国外引进的研究学科。难道因为国外相同意识形态国家的社会、文化还有人种之间与我们不同就不能借鉴国外的理论研究方法了吗？江先生也指出理论界中有些人唯“西方译论”称是，认为只要是西方的理论都是好的都是对的，这一点我认为研究理论的学者都必须警惕。因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应该结合普遍性与特殊性，批判的借鉴国外的研究理论，真正做到为我所用，不轻易迷信西方的一切理论，但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先了解国外的理论。

另外关于“文化转向”的问题。江先生指责谢先生将谢莉西蒙所说的“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这一论断过分放大为“翻译研究正在演变为一种文化研究”，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因为翻译研究的重心还是应该放在翻译本身，“文化转向”是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但并不是把以往的理论比如语言学派理论全都推翻，而是应该扩展思维和视野，从多种角度，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唯有如此，翻译理论的研究才能更全面。

总之，江谢二人论战的根源在于对“翻译”与“翻译学”概念的模糊。文中针锋相对的各种问题基本上都可归结于此。也正应了谢先生那句感慨：“……时至今日，我们的翻译学学科意识竟还是如此淡薄，我们的译学理论意识仍然没能明确地树立起来，这个现象倒是值得我们的译学同行深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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