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振

●平心而论，轻视、忽视、乃至无视译者存在的现象并不自今日始，这个现象在人类社会里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译者从来就是处在幕后，可惜从来没有被人当作“英雄”，却被看作是处于次等、弱势地位的“女人”。

●译作赋予了原作以新的语言外壳，新的文学样式，它延长了原作的生命，使原作能与更多、更广泛的读者接触，本雅明因此把译作称作是原作的后起生命(after－life)。

谢天振: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著有《译介学》《翻译研究新视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等。

前不久读到一篇文章，标题是《如果还有明天》(《中华读书报》2007年2月14日)。此文实际上是全美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尤金·奥凯利记述其人生最后旅程的一本书《追逐日光》的书摘:正处于人生和事业巅峰的奥凯利在2005年的某一天突然被诊断出脑癌晚期并被告知最多还能活3至6个月，原本想象中的光明未来一下子被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但奥凯利没有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厄运所击倒，而是当机立断，立即修改并调整了他的人生计划，极为沉着理智地把握所剩无几的有生之日。在从得到确诊的消息到他最后辞世总共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他真实地记录下了他人生最后时刻的心路历程。文中不乏精彩且富有人生哲理的段落，诸如“我希望在最后的岁月里，能够意志坚决地和过去告别，能够体察生命的真义，能够享受生命的快乐。进一步简而言之，我只希望得到以下这些:清晰、兴奋和完美。”再如:“我感到如果自己能够学会活在当下，学会体悟周围世界的美妙，那么我就会给自己赢得很多时光。而在我健康的岁月里，从来都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时光。”等等。

书摘的末尾用黑体字注出了该文摘自何书、何国何作者著、何出版社、何年何月出版，以及书的定价。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么多的信息中唯独没有译者的姓名。无独有偶，奥凯利此书的中译本近日也在上海一家影响甚大的晚报上连载，然而从连载的第一天起，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译者的姓名。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奥凯利此书的中译本是奥氏本人直接用中文撰写的。这岂不荒唐？

然而，如果没有译者，中文读者能读到奥凯利这本在其生命最后时刻所写的感人肺腑的书吗？

但如此浅显的道理，我们的一些编辑以及相关人士似乎并不了解。这只要看一下每天刊登在报纸、杂志上的译作广告就可发现，许多译作的广告大多只有原作者姓名，而难觅译者姓名的踪影。

当然，平心而论，轻视、忽视、乃至无视译者存在的现象并不自今日始，这个现象在人类社会里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译者从来就是处在幕后，可惜从来没有被人当作“英雄”，却被看作是处于次等、弱势地位的“女人”。17世纪初英国的辞典编纂家、法国作家蒙田作品的英译者弗洛里欧(JohnFlorio)就说过“译者是原作者的侍女，而女人则低于男人”的话。甚至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还有人说:“我是一个译本，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也许正是译者、译作与女人的这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次等、弱势处境，所以女性主义批评家对翻译也特别关注，把翻译视作其重要的研究对象，并发展出了一套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不过，本文这里不准备讨论女性主义译论，本文想讨论的只是，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看待译作与原作、译者与原作者的关系。

长期以来，人们总认为原作者、原作是第一性的，而译者、译作是第二性的。所以当当代翻译理论发展到颠覆原作者、原作的神圣地位、而大力张扬译者的主体性并强调译作相对的独立地位时，不少持传统翻译观的人感到不能接受了，他们责问:“没有原作，哪来译作？原作可以脱离译作而存在，而译作不能脱离原作存在，译作当然没有原作重要了。”等等。

以上责问，振振有词，成为持传统翻译观的一些学者对当代翻译理论突显译者地位进行批驳的重要依据。然而，这番貌似有理的说词，其实是似是而非的，这是因为责问者改变了讨论问题的前提:既然我们讨论的是有关原作与译作的关系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必然是在一个既存在着原作、也存在着译作的一个语境里，这个语境也就是译入语语境。而责问者在声称原作可以脱离译作存在的时候，实际上他(她)把讨论的对象放回到源语语境中去了。然而在源语语境里，原作固然是可以脱离译作存在的，但在源语语境里根本就不存在译作，这样，讨论原作与译作关系问题的前提也就被置换了。而在一个只有原作而没有译作的语境里，我们如何来讨论原作与译作的关系问题呢？因此，这个问题只能放在既有原作、也有译作的语境也即译入语语境里讨论才有意义。而在译入语语境里，读者就不难想象，原作怎么可能脱离译作而存在呢？它只能依靠译者、通过译作才能存在。如果没有译者，没有译作，如上所述，广大只读中文的中国读者有谁会知道那位美国首席执行官奥凯利的书呢？译作和原作，两者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所以当代译论指出，是译作赋予了原作以新的语言外壳，新的文学样式，它延长了原作的生命，使原作能与更多、更广泛的读者接触，本雅明因此把译作称作是原作的后起生命(after－life)。

当然，不无必要一提的是，当代译论强调突显译作、译者的重要性及其价值和地位，并不就意味着要斩断译作与原作的关系。译作与原作的关系问题，打个比喻，好似一个硬币的两面，几千年来我们习惯于盯着硬币的一面看，而今天我们把这枚硬币翻了过来，让人们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一个被人们长期忽视了的一面，如此而已。

几年前曾有学者对眼下有些译作封面印上了译者的姓名、译作封面的勒口或扉页印上了译者的照片颇不以为然，讥之为“翻译家的无限风光”。眼下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译者连他(她)的署名权都得不到保障，更遑论什么“风光”呢。

http://dszb.whdszb.com/whsw/200703/t20070324_134339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