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卢珏璇-婷言璇语 的 Lost in Translation

Lost in Translation－－翻译研究新视野

主讲人：谢天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

时间：2008年4月1日下午3;00-5:30

地点：广西民族大学科技楼报告厅

谢教授首先谈到翻译学在我国发展的历史，他认为，翻译作为一门专门学问是这半个世纪的事，二十世纪50年代在中国其实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翻译理论是在二十世纪50年代后才出现的。

“怎样研究翻译，怎样看待翻译学”是本讲座的主题，作为引旨，谢教授举了多个有趣的例子。

先是关于美国好莱坞的一部电影Lost in Translation，其中文片名为《迷失在东京》，在中国有一影评如是说：“都市的丛林正在将大地覆盖，迷失的一定不只是《迷》片中的男女主人公，也不只是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更进一步地说，那使人迷失的地方也一定不只是在东京这一个城市。人们可能迷失在纽约，迷失在巴黎，迷失在上海，甚至迷失在印度的孟买。”

谢教授结合该部电影的情节评析上述的影评，认为是对影片主旨的一种错误诠释，其原因很大程度是由于该片的中文译名。《迷失在东京》是对“Lost in Translation”的误译。原本英文片名是 “含而不露”地表达了影片主题，引用的是美国诗人Robert Frost的一句话“What is poetry? 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 影片要表现的其实是男女主角之间如poetry般的纯真情感，而非“迷失”。既然从这一角度看《迷失在东京》是误译，那应该如何改译？也许可以改为《失落的真情》，但这样译就把原文暗含的意味硬翻出来，显得平淡乏味。电影片名的一大功能是“把观众骗进影院”，如从这一角度看，《迷失在东京》则是有效的译本。从这一例子可以看出，翻译并不像文字之间的自动转换那么简单。

另外几则趣例：

“milky way”译成“牛奶路”并非完全不可取，其引发的思考是翻译时我们要考虑传递的是文化意象还是其他意义。

金岳霖问钱钟书：毛主席语录里的“吃一堑，长一智”该如何译？钱脱口而出：“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 对此，金岳霖赞不绝口，认为钱的译文具备“音、形、义”三美。但最近有学者撰文指出，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人在读到这一译文时，理解会与中文的原意有出入。由此说明，在评论翻译的时候，大家往往无法跳出本人的文化圈，翻译跨越了文化的语境，译本在译入语文化中被理解时会存在变异。

国内一款名为“钢星”的吉普车本来要进军国际市场，但因为其半音译半意译而成的英文译名“Gang Star”在英语中引起的负面联想，而不被外国商家接受，最终使生意付诸东流。此例说明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

“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是好翻译吗？有人认为好的翻译就是得忠实于原文，按此标准，向来为大家津津乐道的妙译“可口可乐”就不能说是好翻译，因为它添加了“可口”这一意义。由此可见，翻译不一定要忠实原文才是好翻译。忠实是翻译的一个基本原则，但不是唯一标准。围绕翻译标准这一问题，争议不少，有学者很强调“忠实”这一翻译标准，如有学者撰文认为“翻译还是要讲究忠实”。翻译的“忠实观”统治了译学界几十年，它是从何而来？什么时候形成？在座有学生说是由于中国的传统伦理。谢教授并不同意，他认为西方也是有这股“忠实观”的传统，追溯起来可归结为以下四点：

1.最早的时候，翻译因民族之间跨境交往、物物交换的需要而生，翻译的目的是“交易成功”，那时是不需要讲究忠实的。

2.直到书面文字翻译出现，大家才开始讲究忠实，那是因为最早的书面文字翻译多为宗教典籍的翻译。圣经、佛经这类翻译对象与译者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译者诚惶诚恐，唯恐翻得不忠会亵渎神灵，因此译者对原文亦步亦趋。

3.随后出现对文学、社科经典的翻译，译者与翻译对象之间的关系仍然没变，译者是仰视原文的，因此忠实的传统一直保持。

4.直到二战后，翻译观才出现变化。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更为频繁，翻译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宗教、社科、文学经典，更多的是商业性质的文本。商业活动成为跨文化交往的主要内容，从而对翻译提出了新的要求，译者与翻译对象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翻译需要考虑如何促销，使产品更受欢迎，功能目标放在第一位，忠实于原文不一定是翻译的标准。

由上述各例可见，译学观念要开阔，谈翻译讲究探讨的层面。今天所谈到的这几个例子是翻译的文化层面，是对已存在的译作现象的评论，不能跟翻译的教学层面混为一谈。教学的时候当然要强调忠实。现代译学研究有描述的层面，也有规范的层面，二者不能混淆。就译学观念现代化这一点，谢教授提出了他对两句翻译“妙论”的反思：

1、“现在翻译学的硕士、博士越来越多，翻译的水平却越来越低。”

谢教授评：其实两者不构成因果关系。翻译学跟翻译培训班不一样。单纯做翻译实践的译者、译家有资格谈翻译，但没有资格谈翻译学。翻译学的硕士、博士生，研究的是翻译学，不是学如何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正如读了语言学的专著，说话能力不一定会因此有所提高。

2、“搞翻译理论的人的本事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把文章写得人家看不懂。”

谢教授评：不可否认有部分人是在制造学术垃圾，但翻译理论的读者需要具备足够的理论水平去了解学术论作，连基本的术语也不懂，“不知道‘能指’、‘所指’，只知道‘手指’，当然看不懂，这与翻译研究本身无关。”

译学研究讨论的不是怎么翻译的问题，而是要解释翻译现象。当代译论引入了不少相关理论探讨翻译现象，对译学研究有巨大的贡献，如功能理论解决了“可口可乐”的难题；解构主义理论提升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多元系统论辨析翻译文学与本土创作文学之间的微妙关系；后殖民译论提供研究翻译新视角。

谢教授最后指出，译介学为翻译研究带来新的视野：

1、创造性叛逆－－揭示文学翻译的本质

2、翻译文学－－厘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展示翻译文学研究新领域

3、翻译文学史－－重写文学史，深刻揭示文学翻译、传播、接受的轨迹、影响和意义

4、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展示新的研究空间

谈到在中国要实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谢教授最后总结，该重任落在中青年译学研究者身上，这也是他热衷与中青年译学研究者对话交流的原因。

注明：以上文字由梁碧滢笔录

引自：http://felc.gdufs.edu.cn/bak/bencandy.php?fid=9&id=48

由于谢天振讲课的内容基本相似，因此我就不费力去再记一次了。

卢珏璇个人感受：我很赞同谢教授的许多观点，特别是他说目前的教育体制造成了大部分学生浮躁的心理，造成许多学生大学四年没有看过一本原著的书。恨不得今天学商务英语明天就去外贸公司翻译。但是想想，生存和就业压力啊，我们恨不得学了就能用，就能赚大钱。自己都养不活还能谈什么提高文学修养？这说到了我的痛处，很矛盾！不知道读书那么多年，为什么总是无尽的考试，最后造成了高分低能的学生。普及外语的同时，深深感觉到自己的母语水平在大大的退步，接触过一些西方学者，发现他们阅读中国古文的能力比我们强N倍。中国的教育体制，真的要大动手术了！期待之中……